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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导读   如果你只读一本管理学书，那一定是德鲁克的《管理》。它不仅谈方法，更关乎使命与责任——为什么"管理"比经济学更能解释现代社会？为什么组织与人，才是财富与文明的真正基石？带着这些问题走进德鲁克，你会重新理解"管理"的重量。作者 | 包政原创出品 | 管理智慧经常被人问起，如何才能弄明白"管理学"？本人的经验或建议是，读德鲁克《管理――使命、责任、实践》（1974年）。至于如何才能读懂《管理》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多读几遍，并且带着问题，随时翻阅。《管理》是一本经典之作，是管理学科的奠基之作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用心体会。德鲁克撰写《管理》的目的，是要建立一门学科，一门管理学科，一门"经世济民"的学科。这原本是"经济学"的任务，现在已经历史地落到了"管理学"的肩上。德鲁克认为，现代社会的前途系于"管理"，系于组织机构在管理上的有效性。依靠管理的功能，维系组织机体的存在，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行，这是历史赋予"管理"的一项任务，赋予"管理学"的一项使命。也只有管理、以及管理学科的理论和方法，才能处理复杂的组织过程，确保现代组织机构和现代社会的有效运行。德鲁克认为，二战后的25年，一股管理热潮席卷了全球，这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一个事件。这个事件意味着"管理"正成为现代组织机构不可或缺的"功能"；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而伴随我们左右。"组织和管理"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命题。主流经济学陷入迷途：舍去了最关键命题，即"组织与人"在人们的观念中，应该是由"经济学"来承担这项使命和任务。所谓"经济学"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一门"经世济民"的学问。现代经济学发端于亚当·斯密（Adam Smith，1723—1790），他的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》（即《国富论》，1776年），奠定了经济学科的基础，开启了工业化、进而现代社会的大门，让世人倍感震惊或智力上的启迪。后来的经济学，主要是指西方主流经济学，在追求"科学理性"和"学术规范"的过程中，取得了令人尊敬的理论形态；却舍去了人类社会中最关键的命题，即"组织与人"。偏离了亚当·斯密的轨道，背离了古典经济学的初衷。亚当·斯密的伟大，在于他能够贴近社会实践，能够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的图景，以及图景中的关键命题，即揭示了财富的本质。他认为真正的财富是"物质财富"，是可供人们消费的物质或商品，而不是重商主义认定的"贵金属货币"。物质财富是靠劳动创造出来的，而不是通过单纯的商业贸易或交换获得的。扩大国民财富的关键是，在商品交换基础上，深化劳动分工，提高生产效率。这就是古典经济学著名的"分工理论"的来源。自亚当·斯密之后，西方世界在"分工理论"的指导下，展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，包括专业化分工，继而动力、机器和技术的应用，以及资本的集聚和集中，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，加速了财富的创造。反过来，推动着企业或组织之间"社会分工体系"的深化，以及企业内部"劳动分工体系"的深化。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，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命题，即"企业组织"。经济学要想占据指导社会实践的主导地位，成为"管理学"的理论基础，必须在"分工理论"的基础上，建立相应的"组织理论"。"企业组织"是连接"社会和资源"的中间环节；按照德鲁克的说法，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，既服务于社会，又服务于人。社会资源的配置，是在"组织实体"中进行的；通过企业组织的有效运作或管理，实现对社会资源的配置，创造物质财富。可是，亚当·斯密认为，"企业组织"只是人们追求生产效率的一种结果。这是一个含糊其辞的错误论断，导致"经济学"和"管理学"产生分歧，也导致古典经济学的终结。马歇尔（Alfred Marshall，1842—1924）是终结者，他主张通过专业化分工、扩大规模，提高效率，来创造财富。强调"分工、专业化、规模经济或资源配置方式"在财富创造中的绝对作用。进而，创造了一只"看不见的手"，即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，来调解供求关系，引导社会资源的流向、流量和流速，实现资源在"生产者之间"的合理配置。这本身并没有错，马歇尔的错误，在于他没有把"企业组织"当作一个"功能实体"，在于他虚化了"企业组织"的存在；无视"企业组织及其管理"在培养人才，传授知识和技能，深化分工协作体系、协调人际关系和系统创新等方面，对物质财富创造的作用。而在马歇尔那里，"企业组织"是抽象的，抽象掉了"组织与人"的存在形式和内容；企业组织被定义为一种"协调机制"，一种在"思维观念"上存在着的空泛概念，或者是一种资源要素；与"土地、劳动力和资本"等资源要素配置在一起，发挥协调的作用。按照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的观点，管理的协调功能，必须以组织实体为平台；管理作为一种组织的力量，必须依托组织实体，对各种活动及关系进行协调，并使之与环境相适应。由于马歇尔在分工理论上的发展，以及由此产生的误导，使主流经济学在观念上摆脱了"组织实体"的约束，摆脱了社会实践的约束。可以自由自在地按照"独善其身"的自由意志行事；把"企业组织"抽象为"生产者"，把"组织中的人"抽象为"劳动或劳动力"或可按照"薪酬计价"的劳动力。可以随心所欲地把研究重心，移向"资源配置"领域，并按照西方科学研究的标准或规范，导入数学分析的方法，进行逻辑实证研究；使经济学的外观形态，变得很像自然科学甚至数学，像自然科学那样严密、规范而不容置疑。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英国的罗宾斯，对此感到满意，明确限定经济学的研究领域，即按照人们的目的，把"给定的资源"配置在不同的用途上；并断言这是人类社会真正的经济问题（L. Robbins，1935）。然而，在那些关注社会命运的学者看来，在博尔丁（Kenneth Boulding）看来，主流经济学已经蜕变成为一门"见物不见人"的"纯学问"，不关心人的社会行为，只关心商品的交易行为。可以说，经济学因无法发展"组织理论"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，失去了原本应有的社会价值和学术地位。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，企业是客观存在的实体。按照科斯的观点，如果市场机制能够有效配置资源，企业就没有必要存在。因此，企业存在的理由就是，依靠管理实现组织内资源的有效配置。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，社会再生产循环并不是在"生产者"之间进行的，而是在"企业组织"之间进行的。社会资源实际上控制在企业或企业家，以及经理人员手里。萨伊（J.B.Say，1767—1832）和熊彼得认为，企业家的有组织努力，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关键环节，是财富创造的关键环节。一个社会的经济力量来源于组织，来源于组织起来的力量，来源于企业家的组织管理才干和系统创新能力。管理学对企业组织功能的重视："看得见的手"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，"管理学"强调分工理论中更为本质的命题，强调"组织的功能"，强调"企业组织"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。管理学家钱德勒的研究表明，企业的效率，是创造财富的源泉。企业效率来源于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"协同"，来源于管理的有效性，而不单纯来源于资源配置的方式或专业化分工。"协同"涉及到人的主观意愿、自由意志和情感诉求，这是企业组织存在的理由，是企业组织的本质特征。换言之，"协同"必须靠管理，"有效协同"则是"管理"的核心命题。依靠管理实现有效协同，是组织或组织起来的力量源泉，是财富创造的内在秘密。为此，钱德勒（Alfred D. Chandler Jr.）把自己的理论，冠名为"看得见的手"，以强调管理功能的重要性，强调建立管理学科、去指导社会实践的必要性。▲小阿尔弗雷德·D.钱德勒（Alfred D. Chandler Jr.），著有《看得见的手——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》《战略与结构》《规模与范围》等。德鲁克从年轻的时候起，就一直关注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。很早就意识到经济学无法承担起指导社会实践的使命。著有《经济人的终结》（1939年）和《工业人的未来》（1942年），以表达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"非经济学"主张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德鲁克开始意识到"组织理论"的缺失，意识到"组织理论"是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"组成部分"；由于这个部分"画面"的缺失，使我们无法在思维中形成一幅完整的图像，并已经产生了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。德鲁克意识到正在迅速改变着的社会，需要一种贴近现实的"组织理论"，而他的"非经济学"或"政治社会学"主张，也必须找到落脚点，落实到社会的组织机构的形态上。他选择了"企业"作为研究对象，决心从企业组织的内部展开研究，这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。德鲁克在那里进行了18个月的研究，写成《公司的概念》（1946年），形成了具有"社会学特征"的"现代组织理论"。从此，管理学科有了自己的基础理论，有了"组织与人"的理论，有了内在的统一性。所以，德鲁克曾非常自信地说，自己不是一个经济学家，自己也成不了一个经济学家。言下之意，他要创立一门"非经济学"理论。现代组织理论的概念，并非德鲁克的首创或自创。在他着手研究"企业组织"之前，象巴纳德、穆尼和蒂德这些人的著作，都已经极大地丰富了组织理论，丰富了有关"组织的性质"或"公司的概念"的组织理论。具有完整形态的"组织理论"，首先出自巴纳德（C.I. Barnard，1886—1961）之手，这就是他的《经理人员的职能》（1938年）。尽管德鲁克自称以写作为生，说巴纳德是业余要好；但是巴纳德生于一个有哲学背景的家庭，他的组织理论具有"哲学特征"，是传世之作。巴纳德认为"组织理论"是一门揭示"组织内协同"规律或原则的学问，这是"管理学"不同于"经济学"的根本分歧所在。"组织理论"的核心内容是有关"协同"的性质、条件和内在机理。认为组织是人们寻求合作的一个自然的结果；人们为了突破个人在"资源和能力"上的限制，追求更好或更高的目标，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合作的途径，建立协同关系。当这种协同关系有了"共同的目标"和"社会性规则"时，协同关系就逐渐稳定下来，转变为稳定的协同体系，这就是"正式组织"。巴纳德把"组织"定义为"人的协同行为关系"。认为如果个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，实现自己的目标、满足个人的欲望或动机，就不需要借助于组织的力量；协同就不会发生，组织也就不会产生。由于个人的能力和资源是有限的，而欲望却是无限的，欲望是有生命的；因此，寻求与他人合作的事情就会经常发生，协同机会和组织行为就成为常态。一个组织要想存在下去，需要建立相应的条件，包括共同的目标、贡献的意愿和信息的沟通；并依靠"社会性规范"，去协调或维持组织成员之间的协同行为和协同的关系。如果协同不存在了，组织也就瓦解了。建立社会性规范，依靠社会性规范去协调组织成员的行为，是管理的任务，是经理人的职能。可见组织理论和管理实践是分不开的，两者构成一门完整的管理学科。组织理论为管理实践，为管理政策、制度、结构、方法、途径和行为规范的确定，提供依据和基础，提供思想、观点和原则。西蒙看到了巴纳德理论的价值，应用经济学的学术规范，对巴纳德的"组织理论"进行了改造，确立了具有"经济学特征"的组织理论。这就是西蒙《管理行为》（H.A.Simon，1948），得到了经济学界的推崇，获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，其待遇如科斯的《企业的性质》一文（1937年）。似乎经济学界也感到了社会实践的压力，意识到缺少"组织理论"，经济学科是不完整的。可是科斯和西蒙毕竟不是主流经济学家，甚至不是经济学家。最重要的是，科斯和西蒙所揭示的"组织存在的规律"，实质上是"组织存在的原则"、"组织存在的条件"，甚至是"组织存在的理由"；这种"原则、条件或理由"存在于组织成员的心灵之中，最终需要持续的"管理过程"才能得以建立或维持。西蒙的著作《管理行为》有一个副标题，"组织中决策过程的研究"，以表明他对组织的基本理解，即组织力量，一个组织区别于另一个组织的力量的来源，不只是"资源配置的方式"，更重要的是依靠管理行为，使组织成员对共同目标所做出的真心实意的承诺。西蒙认为，生命的法则是"均衡"，是保持生命体的内在平衡。维持一个组织的生命，关键是保持"价值和贡献"的均衡。包括组织向员工提供"价值"，提供地位、权力、资源、信息、机会、名誉和报酬收入；员工为组织做出"贡献"，贡